“罪孔丘”
我曾仿楚辞体作了一首诗，本意是自抒己愤，现在想来，用来形容孔子正合适。现稍做修改，抄录如下：
驾鸾凤于九天兮，见麒麟于大荒。
收丘壑于胸中兮，俯仰天地之经纬。
既见逐于冯夷兮，海若亦不相容。
哀文王之长没兮，彼华盖而安适？
逐金乌入虞渊兮，独揽辔而彷徨。
好一个“独揽辔而彷徨”！时代的马车在向前疾驰，牵引它的是四匹狂躁不羁的劣马；马车行驶在布满碎石的狭长的山道上，下面是不见底的深渊，稍有不慎就要把文明跌得礼崩乐坏、粉身碎骨。夕日已坠，漫漫长夜里既看不清前路，更看不见身后的风光——任再怎样高明的车夫，你如何不彷徨！
孔子就是这样一个车夫，用他那无比强劲的臂膀，用他那无比远大的炯炯的眼光，从黑暗里照出前路，找回过往，把马车拉回文明的正轨上来。千百年来，没有哪个中国人像孔子一样，作为文化圣人照耀在思想史上，哪怕生也如残烛，亦在亿万万人的心中点起一盏不朽的长明灯。
然而愈是圣人，愈是危险。曾子说，大人物的过失就“如日月之食焉：过也，人皆见之”。圣人的背后总是遍布讥诮，哪怕蚊虻的嗡鸣并不能使玉玦染污、珪璜出瑕——然而当这叫嚣有迹可循，圣人的光环也不免于黯淡。
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些新时代的“批孔学家”，他们比周作奸，以高高的“批判者”自居，从思想深度、学说、为人等方面对孔子大肆攻击。
今者，试谈谈孔子之“罪”。
批评者的第一条罪状，是孔子思想缺乏“哲学”。黑格尔不就嘲笑《论语》只是一部“处世格言”吗？“子罕言利与命与仁”，孔子很少谈论抽象的概念，多从实际出发，讲求为人处事的道理；“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”，孔子又是不讲求论辩与逻辑的，一部《论语》，说教性远大于逻辑性——用评判议论文的方法评判之，无怪有人说他“缺少思辨”、“缺乏深度”。这也是黑格尔说孔子是“智者”而非“哲学家”的理由。
其为罪也可乎？
做人的道理、处事的准则，当然不如西方形而上学那么“高深”，然而并不落得等而下。西哲讲求探求万事万物的本源和道理，探讨“存在性”、“基本构成”等，用的是他们的一套成体系的分析批判的方法，由外及内。而孔子的学说讲“仁”，“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”，“仁“就是“人”，其核心在于从自身出发，诉诸情而非理，是正身为人之第一要义——孔学即人学。不管你研究的学问再怎么“形而上”，如果不是从“人”的本体出发，那又有何意义？南怀谨说中国文化是“三家店”，其中粮食店就是儒家，是孔子教的为人之学问。人都做不明白，还有什么资格进行更深入的思考；纵使思考，也不过是非人的、衰志的、下作的思考罢了。我在“三家店”的基础上阐发一下，加入西哲；西哲县什么，是花店，是奢侈品店——只食五谷不戴鲜花提名牌包穿名牌衣服的人，纵然不美，不至于闹出病来；然而化浓妆食花露不嚼五谷的人呢，恐怕只会成为鲜艳的尸体罢了。
更何况，近与人情的学问就一定不深刻吗？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，社会存在的根基被动摇，此时正需要一个文化巨人来扶正文化之巨树。孔子讲仁，讲孝悌，讲为人，不故作高深，用最简单的话讲最根本的道理——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”，难道一个民族最根基的东西是不深刻的吗？老子言“道常无名”，最朴素的道理往往是最深刻的。孔子的“浅”下，掩藏着无量的深，那是人一生的深度，是千秋万代亿万万人心灵与眼光的深度，是文化与文明的深度。
批评者第二条罪状，谓之“陈腐”。孔子说过“文王既没，斯文再滋”，一副以传先王之文化为己任的姿态。然而时代变迁，文王周公之道早就不适于时了，按马克思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的唯物主义史观，周礼早就随着周代奴隶制没落而走向衰亡，春秋时期已经是新兴地主阶级用新文化统治新社会的时候了。力图恢复周礼的孔子，是那么不“摩登”，是那么泥古，又是那么可悲可叹（在某些人眼中“可笑”）。
其为罪也可乎？
这一种的批评家，三个字形容最恰当，马后炮。旧的文化消亡，新的文化尚未出现，譬如大厦之将倾、新居之未成，住户千百而无能为力——难道任其倾覆，把中华自皇帝至尧舜至商周的文化摔个稀烂，让战火吞噬人性，让暴力毁灭文质？孔子做的事，就像孙中山先生评价晚清老臣为清廷做的最后徒劳一样，是“用几根细木棍支撑整座大厦”，虽然“这种行为本身会加速它的覆亡”，然而孔子与那些迂腐自守的清臣并不相同——后者是看不见新时代的曙光，而孔子则是在曙光照彻前最冰冷最无情最迷茫的黑暗中，做着与命运与时代与强暴与蛮横的斗争，做着一场又一场徒劳而又伟大的斗争。
这一流的批评家，自以为有着时代的眼光，沾沾自喜，殊不知孔子“陈旧”之处也是他伟大之处。历史的顶点处有一座高台，上面站的不是学阀明星，不是帝王将相，而是这样的两类人——一类是商鞅，孙中山式的革新人物，另一类是孔子式的为旧文化奔走的守旧人物。他们都是文化的英雄，都在一生中为了文明与民族进行过伟大的斗争，他们的人生已经无所谓胜败了，他们站在英雄台上，用或悲悯或激昂的目光注视着中华民族；那目光恒久而深邃，一如他们当年用同样的目光，划破文明史上的漫漫长夜，找寻着华夏文明的出路。
第三条罪状是不洒脱。孔子不是称赞过宁武子吗——他讲国家有道就尽忠，无道就退隐或假作愚态。他也说想“乘桴浮于海”，但终究不是自比为玉，感叹“沽之哉，沽之哉”（怎么还没有人取用我啊）？他几乎半生奔波于诸侯之间，寻求明主，忽而想放弃，忽而又求任用，真真拿不起又放不下！
其为罪也可乎？
杨继盛有名联日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。孔子想“放下”未必是真放下，而“拿起”是真拿起。孔子的父亲叔梁纥，据说曾用双手托起城门掩护战友撤退。孔子做的也是同样的事啊！他用一个人单薄的身躯——那身躯在周游列国后早已风尘仆从，衰老不堪，但又那样挺拔与坚定——托举起名为时代的大门。那门是多么沉重啊，弑君灭国、谋权夺位，哪一块砖石不是沉甸甸的千百钧重量；孔子左肩上是仁，右肩上也是仁，干瘦瘦两块肩胛，正顶起民族的未来！哪怕全力支撑，他的身子还是一点点地没没入土里，直到再也看不到了；但倘若他“洒脱”，他“出世”，中华文明的去向又是何处？孔子赞叹管仲“微管仲，吾被发左衽矣”，然而没有孔子，纵免于“被发左衽”，少了这一双担起道义的铁肩，文化又何能称之为文化？吾国吾民而今又安在？
老子出关的青牛驮去了一个飘然的背影，庄周自比“曳尾于涂中”的大鳖落得个逍遥自在；孔子四处碰壁，既不洒脱又不超然，一生教弟子三千，最得意的颜回早死，曾子尽得其道又“鲁”不堪用，余下七十贤人又各有缺陷，算来无一
人真正后继。然而孔子不曾回头，不曾避世，不曾怀疑，被匡人围困时以文王之道自勉，被困于陈蔡时言“君子固穷”，真真一个不屈之英雄，不倒之斗士！他评价“由也好勇过我”，然而他比起子路要更勇敢，那是一份不屈于时代，不变于贼道的大志与大定力，是直面一切实在与虚幻威胁的勇敢。
孔子身上的小缺陷，细究起来，千百数不为过。然而日食怎能掩得住太阳永恒的光芒？我受孔子影响颇深。一直以为不读《论语》无颜探讨哲学，正如“不学《礼》，无以立”，不读《论语》，无以为人。孔子曾自称不是“君子”，更谈不上圣人了；他身上的小缺陷、小的常人的特质，使他不再被圣人的囚衣束缚，成为一个活生生的、伟大的斗士。
而那些小的“瑕疵”，正如玉上的纹饰，近看丑陋，远远看去，却像一条真龙，邀游在思想的海中，用伟岸的身躯撑起民族的脊梁！
揽鸾凤兮不逮，肩栋梁兮力微。
欲明烛兮风劲，涉兰泽兮艾生。
佩蕙菽兮市朝，顾美人兮踟蹰。
周礼没兮士隐，胡为奔波兮自扰？
既不见日兮昼暝暝，安惧死兮义不悔！
